可见，当前权力清单的着力点与机构编制法定化关注点并不一致，那种以当前权力清单实现与三定规定有机衔接，进而实现公开的期许，似乎只能成为奢望。

二、作为行政法一般原则的理由 本文主张行政效能原则应当加入行政法一般原则行列。这些在法律系统中实际发生的事实，应当受到近年来整体上反思传统方法论的行政法学的关注。

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以效率要求为依据，裁断行政机关是否拖延履行职责。若如此，法院看上去好像为效率而牺牲依法行政或正当程序，但通过指出程序不合法或不正当以及对行政未来工作的告诫，还是在相当程度上重申了依法行政、正当程序。首先，效能原则在《宪法》上有明文基础。被告作出同意专家复评意见，维持原评标结果的处理决定，同时将重新评标报告予以网上备案，招标网当即自动生成第三人中标公告。[88] 六、结语 本文是一个努力，试图让行政效能原则得以在行政法一般原则系列中真正获得一席之地。

对行政活动的司法审查则不然。[87]同上注，第三章效能模式。有关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属性，相关学者已有充分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应当禁止对学术概念进行定义。[3] 参见湛中乐、尹婷: 《论学术自由: 规范内涵、正当基础与法律保障》，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年第3 期， 第 155－163 页。也就是说，宪法之所以保障学术自由是为了防止公权力的不当干涉，在规范意义上要求政府的不作为——这不仅是作为消极权利的学术自由的基本内容，也是宪法上所有自由权的共通原理。宪法对学术自由给予了立法拘束型保障，但法律可以以基本权利的内外在制约为由对其进行限制。

黄宇骁，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不难想象，学术共同体内部往往存在派系争论、党同伐异，这样的判断方法尤其对一些被学界视为少数说或异端的学说不利——它们往往受到多数的排挤甚至被界定为非学术、伪学术。

此外，本文也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大学自治的问题，而是单纯地集中于学术自由这一主题，极力避免将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混淆在一起，从而淡化了学术自由的独立意义。周叶中主编：《宪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等。沈岿：《析论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24-34页等。换句话说，只有学术性的研究、教学才是该条款的保护对象，一切非学术性活动被排除在《基本法》第5条第3项的保护之外。

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并非不能被限制，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体对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不得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Vgl. K.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V/2,2010, S.335f. [12] 参见谢海定：《作为法律权利的学术自由权》，《中国法学》2005年第6期，第23页。日本学界存在这样的争论。德、日两国中占主流的观点是所谓间接效力说（第三人效力）。

第一，直接涉及到损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的学术活动可以被公权力所限制。不难想象，学术共同体内部可能存在三种类型的冲突。

斯门德指责安许茨的观点完全无视学术自由在德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且如果将学术自由条款当作依法行政原则的重复，那么就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特地在宪法上规定学术自由。最后，他认为第47条中的科学研究自由就是其他国家所称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

具体来说，这种学说认为学术的定义应该交由学术研究者自身来决定，学术外部世界不应当对此进行干涉。[5] 承认的形式既包括明文规定，又包括通过宪法解释推导而出。[71] 当然，学术共同体的内部治理是否首先应当交由共同体自治，由自治规范来进行调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56] 四、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理论 （一）现代社会学术共同体的内部冲突 上文提到，有关学术自由的传统讨论普遍认为，对学术自由的侵害主要来自国家层面。根据这一观点，大学的内部结构合理化、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权利保障就不仅仅是行政组织法或民法层面应当研究的课题，它同样属于宪法学研究应当探讨的对象，是学术自由条款对国家产生的积极义务要求。这不仅是学说上的共识，[40]也被我国《宪法》51条所确认。

[55] 我国的情况同样如此。现代社会背景下，学术研究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14]我国宪法学教科书也接受了这种分类习惯，通常先将宪法权利按照不同性质区分为消极权利（或自由权）和积极权利（或社会权）等，再将各具体权利分门别类到这些类型中。结语 学术自由不仅仅是一项哲学理念，它更是法学意义上的规范要求。

（二）基本权利规范的解释方法 之所以认为学术自由与整个第47条有关，乃是基于对基本权利性质分类的理解。[39]关于这一问题，其实可以从我国宪法的用语区分上得出结论。

此外，akademische Freiheit宜翻译为大学自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术自由不仅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受到该条款的制约，《基本法》更是单独对其施加了额外的限制——这便是其第5条第3项（学术自由条款）的第二句话。参见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70页。《基本法》第5条第3项中所称之研究和教学作为学术活动的典型代表予以列举，是该条所称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学术世界已不再仅仅以学校为单位，更多的是跨越学校界别的学者团体。陈列：《关于西方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第57-64页。

思想、知识和信息的充分传播作为自由表达的基础需要依靠国家的积极作为，这也是知情权、获得信息权的宪法依据。第二，从实质内容上对学术概念进行定义与学术自由的消极权利性质产生了矛盾。

[42] 不过，有关克隆人的研究普遍受到各国实定法禁止，例如德国《胚胎保护法》（Embryonenschutzgesetz）第6条和日本《克隆人技术规制法》第3条等。如何保障团体内部的学术自由同样是现实的需求。

[43] 有限的讨论可参见王恩华：《学术自由与科学伦理——兼论大学学术自由的有限性》，《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年第7期，第79-82页。在单一学科内部围绕某项学术研究，研究生、博士后、讲师、副教授、教授、行政领导等各类人员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纠纷。这一观点在1927年德国国法学者大会上遭到了年轻学者鲁道夫·斯门德（Rudolf Smend）的猛烈批判。在讨论对学术自由的限制可能性时，不得不面对这一问题。

参照、内野正幸「憲法的価値の擁護義務と思想の自由」ジュリスト1022号147頁以下。张千帆：《德国与法国宪政》，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因此，重视科学研究自由应当通过唤起学界对《宪法》47条第一句话的重视而实现，并不一定要将科学研究与文化活动剥离开来。而帮助则意味着给予学者科研经费、提供仪器设备、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维持后勤保障等。

[46]我国宪法没有采取这种立场，公民对宪法的遵守义务很显然有可能与学术自由产生冲突。学术自由首先是一种消极权利，对学术一词进行法学上的解释可以划定它的保护范围。